數碼技術正加速融入滲透到經濟社會的各個環節，將對傳統的經濟社會運行方式產生顛覆式影響。人類社會資源越來越向城市（群）集聚，城市必然是數字經濟興盛的土壤，數字經濟也必然是城市持續繁榮的基石。區別於工業時代、農業時代的城市運行秩序，加快構建適應數字時代的城市運行機制顯得尤為必要和迫切。廣州作為中國超大城市之一，在當前數字經濟還處於發展的成長階段，有必要、也有基礎圍繞城市發展、經濟發展、人的發展為重點，率先探索構建全領域的數字城市。
    一是構建城市數碼化治理機制。
    從數碼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這是推動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廣州要在城市數碼化治理中取得領先，需要進一步建構整體、協同、系統的數碼化治理格局。對此，廣州要吸取近年來的經驗，探索構建包容創新的審慎監管制度，處理好“由誰治理”的問題，構建多元化、立體化的治理主體；處理好“治理主體之間關係”的問題，構建分工協作、邊界清晰、平衡互動的治理關係；處理好“怎麼治理”的問題，構建運用大數據、雲計算等數碼技術的治理手段；處理好“治理保障機制”問題，構建法律、監管、政策多位一體的治理制度。
    二是構建城市數據信息系統整合機制。
    數字城市是全息感知、萬物互聯的，需要城市數字要素的共享共通。當前大部分城市包括廣州的城市運行還沒有全面數碼化，而已經實現數碼化的領域，數字資源往往是分散的、孤立的、互不相通的。對此，需要加快推動數字系統的互聯互通，整合分散孤立的數據信息資源，通盤考慮城市治理數碼化平台建設，構建城市數字“大腦”，避免重複建設，保證數據的權威、準確、統一和充分利用，保障數據高效地共享、交換與整合，保證數據的更新維護和信息安全，保護和節省公共投資。比如，打破各部門垂直、條塊管理方式以及周邊城市的信息孤島，規範統一各類軟件信息系統的協議和標準。充分提升廣州大數據設施和服務平台的輻射功能，促進數字灣區建設。
    三是構建城市產業數碼化升級機制。
    當前，廣州在數碼技術端，還沒有完全形成全方位對接各行各業的數字轉型技術、工藝、流程、標準；在傳統產業端，服務行業數碼化程度較高，但工業行業主要處於手工化、機械化、電氣化、半自動化並存的階段，還難以較快實現數字轉型。因此，需要構建產業數碼化升級機制，打通數字端與產業端的“通道”。廣州擁有產業基礎優勢，要大力釋放建設琶洲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試驗區的輻射帶動功能，在加速創新與積累的過程中推動數碼技術創新與產業數碼化轉型的同步聯動，搭建數字企業與傳統企業的互動平台，促進數字生態基礎要素端、平台架構主體、融合應用領域的對接，提高企業上雲上平台、生產方式數碼化改造的效率，提高數字企業有效創新的效率。要協助降低傳統企業數碼化轉型升級的潛在風險和成本，協助搭建上下游數字服務對接渠道和產學研合作平台。
    四是構建市民數字素養提升機制。
    以人民為中心是城市的發展根本目的。“數字鴻溝”不僅存在於行業之間、技術領域，更加體現在人的發展現代化領域，突出表現為人的數字素養還沒有完全跟上數碼技術發展的趨勢。廣州常住人口超過1500萬，努力提升人口現代化水平，提升市民的數字素養和能力必然會是一項長期任務，需要各類組織和行業儘早謀劃，構建一整套市民數字素養提升體系。對此，要大力培育形成“數字產業人才+數字應用公民”兩類群體。一方面，以數字平台企業、數字科研機構、高校院所等數字初創人才基地、數字應用類企業和組織為重點，大力引進和培育形成紮根廣州的數字技能人才和產業從業群體；引導和鼓勵各級院校設立專項培訓機構，構建數字經濟人才群體。另一方面，加強普及數字教育之餘，還可以開展公民數字知識的再教育、繼續教育，全年齡段培育數字應用公民群體。
五是構建城市數字安全保障機制。
數字安全早已是全球面臨的突出問題，而其所依賴的信息技術還難以實現全面有效的安全保障，且可能進一步引發社會法律、倫理、道德等更多風險。廣州作為國際化大都市，也難以獨善其身，有必要積極參與到全球、全國安全防控體系的建設中。在立法權限內，廣州可以探索加快推動相關立法進程，特別是要在關鍵基礎設施安全、數據安全和各類信息保護、倫理道德等領域，加快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及早建立規則保障，構建安全的數字生態環境。